| 题记：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淮河以北，与淮河以南的凌家滩遗址遥遥相对。凌家滩遗址以墓葬为主，而尉迟寺遗址则以聚落遗存为主，后者比前者考古价值更大。随着其围壕、大型红烧土排房和“鸟型神器”等聚落遗存的相继出土，尉迟寺遗址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及地下物的发现，是中国原始聚落、原始农业、原始建筑等方面的考古重大突破。
这是一块荒凉的丘冈地，但随着丘冈的土层一层层的剥离，5000年前的原始村落生活画面逐渐展示在世人面前，让中国考古界为之惊叹不已。专家说，它给中国考古界带来了许多全新的发现和谜念。
在中国，一般一个遗址的发掘，只有3—5次，就可基本揭示出遗址的全貌和当时的生活全景，而它，却让考古学家为之挖掘不止，似一部没有读完读懂的历史巨著，让国内考古权威为之轻挖细挑，细细品味。考古铲下，随着一件件物品的发现和原始村落轮廓显现，原始社会的人类历史又增加了新的厚重。
它就是蒙城县尉迟寺史前遗址。
1.中国原始第一村
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人类社会的迄今已有170万年的历史，在这170万年中，华夏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两大阶段。而原始社会存在了100多万年，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左右过渡到阶级社会。尉迟寺遗址所揭示就是距今5000年前奴隶社会末期的生活场景，此阶段正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的发生发展期，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是这一时期遗存的典型代表。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县城东北20余公里的许疃镇毕集村境内，此处因过去建有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寺而得名。尉迟寺遗址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遗址呈四周低中间高的凸形地貌。自1989年开始，共进行了两个阶段十三次的发掘，目前已经发掘遗址面积1万多平方米，发掘出大汶口文化墓葬242座、灰坑46个，成排或成组的大型红烧土排房12排（组）共55间，出土陶器、玉器、骨器石器等各类文物1万多件。2001年春和今秋，尉迟寺遗址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随着其围壕、大型红烧土排房和“鸟型神器”等聚落遗存的相继出土，尉迟寺遗址震惊了整个考古界。据考证，该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演化中的一种新的类型。从出土的排房和器物上推测，它是父系氏族晚期部落联盟最高首领所居住的村寨或城堡，距今5000年左右，完全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尉迟寺史前遗址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
尉迟寺遗址深埋地下数千年，整个形状究竟是怎样的？为解决遗址的整体布局，今年发掘选择在遗址中心位置进行，其发掘面积在1000多平方米。据负责此次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介绍，这次通过大面积的揭露，首先是要解决整个聚落整体布局问题，全面揭开围壕之内红烧土排房的建筑布局和原始聚落遗存的“神秘面纱”。就目前看来，在国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还很少有像尉迟寺史前遗址这样完整的布局。这正是尉迟寺史前遗址被史学界专家称为“可与金矿媲美”的原因。
2.聚落考古的重大突破
尉迟寺遗址，让考古学家兴奋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前在其他地区发掘的大多数都是以墓葬为主，只有一些凌乱的、不成规模的房子，而尉迟寺既有墓葬，又有房屋，尤其是红烧土排房加上围壕，形成了一个非常严谨的大聚落，这在聚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发现，在聚落考古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尉迟寺遗址之所以成为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原始第一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房屋遗址。在第一阶段出土的41间红烧土房，是当时人类最豪华的住宅。这些房子全部是木质网状框架，外抹灰泥，整体烧烤而成，而这还不是村落的中心建筑。为了全面体现“第一村”的规模，专家确定第二阶段发掘直指村落中央，经钻探勘察，专家推测这里建筑前面可能还有一大片中心广场。中国史前建筑学家杨鸿勋说，这就是尉迟寺遗址的“金矿”，它的价值可以说是500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经过发掘，当15间完整保存的红烧土排房再次呈现在今人的眼前时，验证了专家推断的正确。更加巧合的是，第二阶段发现的红烧土排房恰与第一阶段出土的几间同一方向的房屋成一竖排，这就使原来预计整个村庄为三排平行主体房屋的格局变成了一个“丰”字型格局，也证明了这个原始村庄在建设之前曾有过统一的规划，加上外围大型的环型壕沟，整个村庄像城市一样布局严谨。这种以大型壕沟与建筑基址为整体的聚落体，既封闭，又开放，更是史前考古的首次发现。
3.精美的建筑艺术
在尉迟寺遗址，房子是最大的一宗文物。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老祖宗的建房艺术。5000年前尉迟寺人建造的红烧土排房在其他遗址也偶尔出现过，但很少有这里这么完整集中。据考古人员介绍，红烧土排房的做法是采集大量木材，用粗木在各个角上立柱，再用细木像编篱笆一样扎成木骨。然后在木骨上涂抹上泥，泥干了以后再抹一层，一直到墙体大约有50公分厚。房屋的屋顶当时并不用草，而是在木骨上抹泥。当整个泥房全部抹好以后，人们再用火烘烧整个房屋，直到泥房里的水分烘干，木柱碳化，房屋变成通红的颜色。房屋的面积为两个多平方米到二十多个平方米大小不等，但每间房子均分别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柱、房顶、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组成。房子的建造均经过了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建筑工序。可以说，红烧房是原始人烧制的最大最硬的一件陶制品。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坚固美观。这些房子有大有小，其面积、形状与现今北方的排房极为相似。
尉迟寺出土的房子不是一间半间，它出土的是成排成组的房子，这么大的规模，不说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单从技术上来说都很了不起。考古队自己也曾经做过试验，烧过类似的房子，烧了40多个小时都不理想，用手一抓墙土，土就散了，原始人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凭着聪明的脑袋，用一双粗手，能烧出这样豪华的建筑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对研究中国的建筑史、古代建筑史是一个突破。
4.农业结构的多样性
杨鸿勋，这位被称为中国史前建筑研究的泰斗，用自己对尉迟寺遗址的潜心研究，向我们勾勒出一幅5000年前原始村落的生活情趣:那时此地的农业发达，人们不仅吃有好米，喝有美酒，还可以去附近的森林里狩猎，去周围的河里捕鱼。
由于遗址附近是肥沃的平原土地，加之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资源丰富等优越条件，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在房基倒塌的墙体中，有较多的稻壳拌泥痕迹，也有小米、大米的碳化颗粒，同时，也有粟类浮选标本。专家认为，小米应该起源于北方的，大米应该起源于南方，尉迟寺地区正好处在南北两方的交汇线上，南方的水稻向北方传播，北方的粟类向南传播，在此形成了一个交汇处。因为尉迟寺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气候又正好适应这两种农作物的生长，形成了农业结构的多样化。专家推测：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当时的农业已经进入到了迅速发展的时期。
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水器、容器分析，一般认为，这类器物与酿酒和饮酒有关，而这只有在粮食有剩余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专家认为，尉迟寺大量酒具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已能满足社会中非生活必须的消费。尉迟寺聚落农业结构的多样化遗存的规模，既反映了聚落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应了古籍中记载的“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的论点。如果说聚落是人与自然的焦点，那么，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才能使聚落的稳固成为可能。这种聚落文化也正是尉迟寺遗址独具的考古魅力所在。
5.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新类型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大汶口文化起源于山东，它的分布面积很广，在山东全省都有分布，北边到辽东半岛，苏北、鲁西，包括黄淮地区。尉迟寺遗址，是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上的一个突破，是纬线最南边的一处遗址，尉迟寺遗址确立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这对继续深入研究大汶口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翔实的资料。
今年10月28日，当考古发掘刚进行到龙山文化层时，又发现了两尊同样规格的七足镂空器。专家称，这种器物的出现不仅在尉迟寺遗址的历年发掘中比较罕见，就是在其他地方的大汶口遗址中也不多见。
被称为“七足镂空器”的器物是在尉迟寺史前遗址龙山文化层倒塌的堆积物中发现的，总高度在30公分左右，上口呈圆形，直径在13公分，腹部稍大，直径约有20多公分，同时腹部还分列着三个等距离的小孔。器物的底部有七条锥状各长约7公分的腿支撑着整个器物，看起来比花瓶还要精致和美观。
据王吉怀研究员介绍，在尉迟寺史前遗址的历次发掘中，有过三足或四足的器物出现，但像这种七足鼎立的器物以前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它在其他地方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不多见。这个七足的器物到底该不该叫“七足镂空器”，现场的考古专家还没有定论，只是暂时给它这个称呼而已。专家推测，这种器物不太可能是实用器物。它究竟叫什么名字？到底有什么价值和作用？还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
尉迟寺遗址，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瑰宝的发掘，每一步进展不仅牵动着考古学界的关注的目光，也成为媒体和游客关注的焦点。杨鸿勋指出：这个近5000年前人类文化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尉迟寺史前遗址考古发掘的王吉怀研究员认为，安徽凌家滩遗址，代表的是淮河以南的史前文化，但它主要以墓葬为主，而尉迟寺遗址则以聚落为主，它确立了淮河以北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在国内众多的遗址发掘中，像尉迟寺这样遗址所具有的深厚内涵还是头一家，应该发挥它的价值。考古发掘是一种手段，发掘研究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利用它、展示它、开发它，让世世代代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的生活。
随着遗址发掘的深入，尉迟寺遗址正揭去它那神秘的面纱，展现给世人将是它真实的面貌和它所积淀的历史底蕴。目前，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和开发利用已引起了亳州市、蒙城县的高度重视。亳州市已把尉迟寺遗址博物院旅游景点建设列入“十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蒙城县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争取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拟对遗址进行复原，在原址上建国家级的大型博物院，推进县级旅游业的发展。
摘自《安徽日报》 20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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